我常常喜欢走进教堂、清真寺等地方。在我的家乡杭州，有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1659年，是中国最早一批巴洛克建筑的天主堂，也有建于1924年，结合了中国传统歇山顶和拉丁十字平面的新教思澄堂。今年寒假，为了撰写中国近代建筑史的论文，我了解到这两座教区主教堂背后，是天主教和新教在杭州的信徒数量的巨大差异。天主教在市区的信徒不过几千人，仅有天主堂一个教堂。而思澄堂作为新教几十处堂点中并非最大的一个，平时参与礼拜的信徒也有5000多人。

孙老师也关注到了这一在全国各个地方几乎都存在的区别，但她告诉我，在1949年前，反而是天主教占很大优势。她的研究正是旨在寻找这一命运反转的原因。她理论的核心是，宗教组织制度特征如何影响到宗教组织与外界（尤其国家）的互动，国家等外界力量也会反过来形塑宗教组织制度特征，而宗教组织特征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对于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宗教组织制度特征上的差别，孙老师总结了三个方面：
第一，宗教团体的扩张与维系。天主教主要依赖神职人员（特定宗教仪式只能由神父来完行，而神父的培养成本极大），而基督新教则全面发动平信徒。第二，权力结构。天主教形成了以教宗为核心的官僚机构，等级森严，有教阶制度。而基督新教是多头、分散的，有不同的宗派，并没有统一在教宗或者教皇这样一个权威之下。第三，两个宗教在跨国网络中的位置。天主教的地方教会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都隶属于梵蒂冈教廷的统领。清末时西方殖民势力就积极实行保教权。而新教则没有普世教会一说，和西方殖民的关系相对松散。

孙老师还以新中国成立和文革结束作为分界，具体分析了三段时间内两教组织制度特征在不同政治环境中的发挥。

孙老师的理论让我联想到生态学中的r/K选择理论。这是一个有关生物体如何权衡后代的数量与品质的理论。“r”指的是种群数量增长率，“K”指的是当地环境的承载力。“r-选择”是指有利于增大内禀增长率的选择，r-策略者有高生育力，单次生育个体多，后代也能快速发育，早熟，通过牺牲父母投资为代价来扩大增长率。在资源充足，环境适宜时他们往往基数大，生长快，在资源有限时存活率降低，但环境再恶劣也能拼存活概率。因此他们常常是“机会主义者”，也是新生境的开拓者。“K-选择”是有利于竞争能力增加的选择。K-策略者体型大，后代成熟时间长，单次繁育的数量少，父母对后代投资大，并且考虑环境的最大承载量，“少生优生”，因此后代成活率高，是“保守主义者”。但最大增长率有限，灾害来临后种群数量恢复也很慢。

宗教的传播和物种的繁殖是相似的。精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既想发展更多的信徒，又想使他们与组织建立强力的联系。基督新教正是r-策略者，中国社会世俗化高，许多人没有宗教信仰，而且人口基数大，正对应了r-选择中外界资源十分充足且少天敌/竞争对手的情况，因此虽然在中国起步晚，新教有一定人口基数后发展十分迅速。而天主教正是K-策略者，等级森严，信徒需要执行七圣事，发展信徒主要靠神职人员而神职人员又需要很长时间的培养，这正像是K-选择的少生优生，在中国的环境下他跟不上基督新教的发展速度。更要命的是建国到文革结束收到政府的打压，就像经历了一场大灾害，这之后要很长时间才可能再恢复。

回想我逛教堂的体验。天主堂有成排的彩绘高窗，富丽堂皇，平时却空空荡荡，没有人主动与路过的游客搭话。而思澄堂虽然是朴素的砖石结构和木框窗，却有热心人士围着我说个不停。我想基督新教确实要“接地气”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