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的因果机制

作者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初期到中期的缅甸和越南这些“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民——他们为何“反叛”，即爆发出沙耶山起义（缅甸）和“义—静苏维埃”起义等大规模反叛。

作者首先关注了农民为保证自身基本生存需要所付出的努力。这一时期的东南亚缺乏土地、资本和外部就业机会，农民对歉收的风险（及歉收带来的对生存、地位和家庭带来的连锁反应）极度缺乏承受能力，只能争取“最低限度生存”。因此他们形成了尽量回避风险的“安全第一”的生存经济学。具体体现在：农民偏好于稳定（更不易被环境变化影响）、传统的农业技术和作物品种，即使存在着平均利润更高的备选方案；农民偏好于并优先耕种维持生存的作物而不是专供销售的农作物，后者的收益更受市场影响。

同理，农民也力图把自己的经济风险转移到其他社会机构，以收益来换取“安全”，因此乐意成为佃农，服从于灵活的税收政策等我们一般称为“剥削”的机制。农民对这些制度的剥削的判断，不在于自己出让的收益，而是在于是否能换取自己长期在最低生存限度之上的保障。这一种独特的衡量标准即是那么的“生存道义”。生存道义也包括一种乡村平等主义，即生存伦理在农村社会中通过对地主保障佃户福利的要求发展出来的“互惠准则”。

接下来作者把目光转向了其研究对象所面临的危机——殖民统治带来的震荡：殖民地的政策和资本打破了农业原有的地界；地主的资源和权力也更集中。这带来的威胁包括：市场不安全性增加，乡村和家族提供的保护性弱化，辅助性职业手段减少，地主——佃农关系恶化，国家经济体系更依赖于税收而扩大了剥削。“佃户沦落为雇佣工人阶级”，“安全第一”的手段不再奏效，而危及生存的市场风险仍然存在。农民“失去了道义基础”，其反叛从“拒绝支付”或快或慢发展为暴力和起义。

通过三个具体案例分析，作者进一步描绘了从殖民统治带来的经济震荡到起义产生的机制，并体现出一致的内在逻辑，即道义经济学的失效。

交趾支那“红色恐怖” 中，暴力的税收手段成为促成了农民的反对演变为暴乱。

义安与河静的苏维埃中，因土地匮乏而爆发了严重的饥荒，也爆发了同样的动机的农民起义。

下缅甸的沙耶山起义的特点在于利用佛教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通过“抗税”的宣传和纲领，也同样发动了农民起义。

总结而言，作者通过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证明了一定程度的“剥削”是农民所乐于接受的。当社会其他方面的条件适宜时，地主和国家机器的适度剥削并不会产生尖锐的阶级冲突，带来的不是“反叛”而是“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