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民族志写法对北京的观鸟者这一“小圈子”展开观察，记录了从路人到鸟友经历的美学感受、知识获取、消费和融入群体的若干过程，描述了鸟友“小圈子”的组织模式和称谓体系。将观鸟作为知识技能的获取和信息传递进行剖析后，本文重点着眼于观鸟规范，认为其包括行为约束、背后知识和模糊部分。观鸟规范通过常规的学习、群体内部的冲突得以形成，并面临着观鸟者和拍鸟者对观鸟资源的争夺这一障碍。通过观鸟规范的向外传递，观鸟群体成为了一股环保力量，也促进了自身的建设。

关键词：观鸟；组织；规范

   

Abstract

This study observes the “small community” of birdwatchers in Beijing. Adopting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it depicts a novice’s evolution towards a “birder” consisting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buying,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community. It analyzes the organizing structure and appellation system of the “small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analysis over birdwatching as enskillment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norms of birdwatching and defines them as behavior restrictions, underlying rationales, and unclear parts. Birdwatching norms are formed through regular learning and intra-group conflicts. They face the obstruction of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birdwatchers and bird photographers over birdwatching resources. Through the output of birdwatching norms, the birdwatching community become a forc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enefit over the building of themselves.

Keywords: bird watching; organization; norms

   

目录

第1章 观鸟

1.1 观鸟是什么

1.2 观鸟的历史

1.3 观鸟在中国

1.4 研究的着力点：观鸟的规范

第2章 研究方法

第3章 成为观鸟者

3.1 从“路人”到“鸟友”

3.2 路人

3.3 第一次观鸟

3.4 正式“入坑”：“买！”

3.5 “鸟友”：组织模式和称谓体系

第4章 观鸟作为知识技能的获取

第5章 观鸟作为信息的传递

5.1 鸟情

5.2 鸟讯

第6章 观鸟作为规范的建立

6.1 什么是规范

6.2 规范建立的常规过程：作为知识技能获取的规范

6.3 规范建立的非常规过程：冲突

6.4 规范建立的障碍：鸟类资源的争夺

6.5 规范的向外传递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第1章 观鸟

1.1 观鸟是什么

观鸟是对自然状态下野生鸟类的观察。它是一种休闲活动。尽管可以自始至终一个人进行，但为了更好地学会观鸟，获得即时的鸟讯，观鸟者也频繁进行交流。许多人在认识其他观鸟者之后才自己成为观鸟者。可以说观鸟是一项高度社会性的活动。观鸟也是我们与自然、环境互动的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方式，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观鸟作为非生产性活动，历史并不长。在世界范围内，观鸟也只有三百年历史。而在中国， 观鸟只有20年历史。近年来，观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仍然可以说是一个“小圈子”。

 

1.2 观鸟的历史

莫斯（2018）的《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基于英国（也是观鸟发源之地）对观鸟从诞生到今天的社会史有很详细的叙述。“观鸟”而非“看鸟”被认为起源于18世纪中叶英国一位乡村教区牧师吉尔伯特·怀特对当地鸟类形态和行为的细致观察与记录。19世纪末“休闲时间”概念的出现使观鸟成为一种群众参与的活动，而不仅仅局限于博物学家和打猎者。对20世纪工作模式改变使得60、70年代平台英国人有了更多出国旅行的机会，这带动了观鸟旅游业的发展。信息时代使得鸟讯更迅速地传播，也使推鸟——即花大量空闲时间长途跋涉去看珍稀鸟类的活动——更为频繁。推鸟是出于休闲目的的更富有“进攻性”的观鸟，因为对鸟类和当地人的干扰，也引起了关于其道德规范和意义的讨论。应对这种狂热的观鸟方式，人们也找到了定点观鸟、本地观鸟、成为“后院观鸟人”等替代方式。20世纪末以来，观鸟在英美等国得以继续发展壮大得益于人口的老龄化和人们更加富裕，但观鸟的儿童比例正在急剧下降，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未来难以预料。

Bargheer（2018）的研究进一步讨论了技术发展对观鸟活动的影响，望远镜和照相机的发展使得“收集者”对鸟类实物“收集”的兴趣转化为对它们行踪的肉眼和影像记录的“收集”，但这种博物学意义上的“收集”并没有实质变化。

 

1.3 观鸟在中国

国内的公众观鸟始于1996年，自然之友、绿家园这些NGO开始组织公众观鸟。

Walther（2018）认为国内观鸟者教育和经济水平较高，观鸟在国内是一项精英活动。观鸟者不仅仅为了乐趣而观鸟，也因为对鸟类生态的兴趣而观鸟。

程翊欣等（2013）发现，在年龄上，国内观鸟组织会员中26-45岁的中青年占比达43%。中国内地观鸟者以中青年为主，而美国和日本的观鸟者则以46岁以上的中老年为主。

朱雀会（2019）的全国调查发现全国各地观鸟组织会员共计11万多人。观鸟人口中，25岁以下占到31%，26-45岁占到42%，与美国相比年轻化许多。性别上，男女占比分别为56%和44%。

 

1.4 研究的着力点：观鸟的规范

目前观鸟相关的研究大多关注观鸟对环保和科研的意义，且主要是从后者的视角来出发，讨论如何利用观鸟者这一庞大群体。聚焦在观鸟者本身的微观研究较少。在国内，除了环保和科研主题，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更多是观鸟旅游研究和行业普查。

我希望从一名社会学观察者的角度出发，探寻本来只是一项休闲活动的“观鸟”，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梳理和对“圈内人士”的访谈，完成聚焦于“小圈子”自身的研究。并将范围定为北京，这一全国观鸟的先锋阵地。

我的研究将着眼于观鸟的规范。规范最直接的意思即是对观鸟行为的约束。随者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人们生态环保意识的整体进步，主流的观鸟行为规范也在改变。如今，“文明观鸟”意味着“保持距离，不诱拍，不惊扰，不传播鸟巢信息”等大部分鸟友都会同意的内容；但也存在许多模糊的细节，如特定情况下是否可以声诱，多近算太近等问题。观鸟组织作为NGO并无法律权威，更何况规范细节本身也难以界定。借助于对规范的讨论，我们得以进一步研究观鸟互动的特殊属性如何塑造了小圈子的内在互动，以及对小圈子的未来以及中国观鸟的规范化做出展望。

 

第2章 研究方法

参与观察法 本文写作期间，因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所限，面向公众的鸟类科普导赏活动都已暂停，大多数鸟友都选择了在家自我隔离，很少出门观鸟。因无法在实地进行田野观察，我将结合自己在北京的4年观鸟经历，以及在北京观鸟会、北京飞羽等组织和大小群聊的线上观察来进行民族志式的书写。

 

深度访谈法 本文写作过程中与许多鸟友交换了关于观鸟圈子和观鸟规范的看法。并以电话形式深度访谈了5位鸟友。

 

第3章 成为观鸟者

3.1 从“路人”到“鸟友”

本章关注于个体是如何从对观鸟一无所知的“路人”，到最终投身于这些活动并且观鸟能力得到一定进步的“鸟友”。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它的动力是什么？为何鸟友们建立了不同的规范，培养了不同的个性？为此，本章将采取民族志的方法描绘路人成为鸟友的一个典型过程。

本章首先将描绘“路人”和“鸟友”是怎么样的，这个进化过程有哪些阶段，最终观鸟者会处在怎样的组织模式中，观鸟圈如何进行持续互动。后续几章将从三方面分析这个进化过程，最终试图回答研究最初的问题：即观鸟这个小圈子的规范是如何建立的。

 

3.2 路人

2018年，中国约有14万观鸟人口；2017年，全年观鸟组织举办的推广活动大约影响14万人次（朱雀会 2019）。剩下的从未参加过一次观鸟的人口，都可以算为“路人”。

路人在成为观鸟者之初，从这项活动中最先接触到的是什么？

 

路过观鸟者的路人 三五观鸟者在城市公园举着望远镜观察湖面的水鸟，或者是抬头寻找枝头蹦跶的小鸟，这些行为经常会使路人感到“迷惑”。路人常常抬起头一起看看，但由于没有专业设备和敏感的观察能力，常常会摸不着头脑，除了树什么也看不到，然后自言自语道：“这在干什么呀？”“这在看什么呀？”

如果这些观鸟者是正在进行有组织的导赏推广活动（这些活动常常是在交通方便的大型城市公园如颐和园，奥森，天坛，即资深鸟友带领已报名的水平各异的鸟友花半天左右时间沿一路线一起观鸟，并讲解观鸟技巧和鸟类知识），他们总是很主动地回应路人这些可能只是随口一说的好奇心：“我们是××观鸟会的××活动，在观鸟。”“您看，这里有一只××××鸟。”

在单筒望远镜已经锁定水鸟时（单筒望远镜由三脚架支撑，水鸟运动速度缓慢，便于观察），观鸟者有时会主动邀请路人一同观察；或者观鸟者会把刚拍到的照片给路人看。而感兴趣的路人也会询问是否能用手机通过单筒望远镜拍下照片或者拍下观鸟者所拍下的照片。有时观鸟者还会将图鉴翻到那只鸟给路人看，这是最容易看得清楚的但不具有说服力。由于双筒望远镜的正确使用及找准鸟的位置有一定门槛，通常向路人直接分享观鸟情况的方法仅限上述单筒望远镜和相机已拍到的照片两种，而有兴趣的路人会主动核对观鸟者提供的图鉴和刚刚看到的像或照片。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过程。

在地方鸟会组织的观鸟活动（如中国观鸟会的“城市绿岛”）中，参与人数常常达三五十人之众，很容易被路人所注意到。由于单筒数量有限，而鸟会活动参与者多为经济独立的中老年人，拥有长焦相机者很多，所以往往是通过后者进行分享。以“城市绿岛”为例，许多鸟友已经有丰富的经验，参与这个更多是享受和别的鸟友交流，并通过人多的力量看到更多的鸟，他们本身不是活动组织者，但专业性完全胜任向路人分享科普。

而高校社团、大学生志愿者团体等组织的观鸟活动常常以中小学生参与为主，只有组织者有能力进行科普推广。此类活动参与人数往往在十人以下，因此组织者也有空闲与路人互动，分享观鸟情况的方法更多样。

此外，路人遇到的观鸟者可能是正在自发观鸟的鸟友。一半以上的鸟友称自己经常向别人推介观鸟（朱雀会 2019），公园里的“散装观鸟者”同样可以起到向路人推广观鸟的作用。

在以上过程中，实际上路人已经完成了“第一次观鸟”。在路人有一定兴致的情况下，接下来的互动会围绕这只鸟展开。最典型的情况是：“（鸟名里的）这几个字怎么写啊？”观鸟者使用的鸟名都是以图鉴和鸟类学会年报为标准的中文惯用名，很少使用俗称，故而生僻字较多。在科普的过程中，如果鸟类也有俗名，观鸟者往往结合两者进行讲解。而惯用名和俗名常常都反映鸟的形态或行为特点，讲解常常自然地过渡过来，例如：“白头鹎，鹎是‘自卑’的‘卑’右边加个鸟，又叫白头翁，你看它的枕部是白色的，就后脑勺这儿，很明显吧。”（同时手指照片或图鉴中的对应位置。）

在路人有一定兴趣的时候，就会咨询更多活动相关的问题。观鸟组织也得以介绍自己的鸟会名称和活动详情（城市公园类导赏活动一般一周一到两次，免费报名参加，都针对新手，有些还提供望远镜），尤其重要的是告诉路人活动信息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查询。同时，这些观鸟组织会员常常在书包上别有写有会名的徽章，路人也可以借此获取观鸟组织的信息。
以上这些观鸟组织的实地科普推广是吸引路人加入的主要途径之一。

 

经鸟友介绍的路人 “（我认识）很多人，尤其是迈入资深玩家这个圈子之后，很多人的这么一个生活习惯就已经完全被改变了。比如说，他入坑之前周末可能是睡觉啊，逛街啊之类的，入坑之后周末就已经完全变成了出门看鸟了。”（访谈C1）

对于大多数有独立出门观鸟能力的观鸟者来说，为了使自己看到更多的新鸟种，观鸟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再加上鸟友会在朋友圈主动分享照片，“鸟友”的身份得到了凸显。路人在路遇一些鸟的时候（尤其是在旅游的时候更容易注意到自然环境中的鸟），便会咨询自己认识的鸟友以期了解具体是什么鸟，这样他也偶然地进行了观鸟。而鸟友拉自己的朋友入坑这种新带老的方式占到了鸟友开始观鸟契机的13%（朱雀会 2019）。

 

其他媒介的路人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开始是对恐龙有些兴趣，当时也有一些了解，知道鸟是由恐龙演变过来的吧。有一天科学课下课，老师到我们班里，他自己有一个观鸟的兴趣小组，问有没有人参加。然后当时我想这恐龙和鸟可能有一点联系，就试着报名了一下，后来就慢慢地被老师拉入这个坑了。”（访谈A1）

许多鸟友选择观鸟最初是因为对动物的喜好、对大自然的喜好。或者是所学专业相关（动物学、生态学等）。它们首先对鸟这一对象感到兴趣，然后才了解到观鸟这项活动的存在，相比之下更容易培养出对鸟的形态、行为的欣赏能力。目前北京、广东、湖北等地的中小学依托科学课开展观鸟活动（或称“博物”活动），将这一资源更直接递送到对动物感兴趣的孩子手上，培养了基数庞大的学生观鸟人口。许多家长也通过孩子走进了观鸟，最终自己沉迷其中。在教育创业的浪潮下，也出现了一些针对家庭的付费观鸟活动。

仅有4%的鸟友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对观鸟活动的介绍最终走入观鸟（朱雀会 2019）。网络信息庞杂，借此将路人“拉进坑”确实困难，但在2000年左右，报纸是观鸟活动得到宣传的重要媒介。如今随者观鸟人群的不断壮大，媒体对观鸟活动的报道越来越多。地方媒体常常把观鸟和季节变化、生态建设等联系报道。以我的家乡杭州为例，报纸、新闻节目在季节变化时不仅报道西湖边花开的情况，也会报道鸟讯，如每年造访西湖的织女银鸥，孤山后湖小鸳鸯的出生和成长，以及长枪短炮的观鸟人群和守护小鸳鸯。浙江野鸟会的骨干成员也会出镜接受采访，主要介绍鸟类的生存情况如何反应季节变化和生态治理的成效，以及市民可以如何观鸟。随着各地鸟会的不断兴起，这些报道也更能够直接将当地鸟会介绍给可能入坑的“路人”。

 

林敬（2012）将北京观鸟人群的动机主要分为摄影、工作原因和散步与散心三种。我认为这不能反映从不同渠道认识到观鸟，最后又培养了各种观鸟方式的复杂的观鸟群体。但可以说大家有一点是共通的，初识观鸟的路人，最先接触到的是美的感受——以往在空中一闪而过的黑点，通过望远镜和照相机呈现出完整的生命的形态。亲眼观察带来课本上的文字和图片远远提供不了的震撼。而野生的“丛中鸟”的那种生命力也是动物园和养鸟者手里的“笼中鸟”所不具备的。鸟本身对路人来说也是新奇之物：原来身边不只有喜鹊和麻雀。即使是白头鹎和乌鸫这样随处可见的“菜鸟”，绝大多数路人也是从未见过的。

这种美的感受和新奇的感受也是观鸟最直接迷人的地方。同时，路人被邀请参加一次完整的导赏，并获得了观鸟组织的联系方式及一些在线资源。但观鸟的知识技能与规范还没有出现在路人的视野中。

 

3.3 第一次观鸟

无论是参与观鸟组织举办的导赏，还是由观鸟的朋友所带领。第一次观鸟都是真正学习的开始。北京各观鸟组织的导赏活动安排大同小异。下面以北京飞羽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导赏为例，完整介绍新人第一次观鸟的过程以及他将学到什么。

北京飞羽是一个大学生志愿组织，每周六日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颐和园等地进行免费零基础导赏。活动特点是提供望远镜，且总人数相比中国观鸟会、自然之友的活动较少（需提前预约，名额有限），因此吸引了很多小学生和幼儿园家庭以及年轻人，每次活动都爆满。

早上八点半，参与活动的“游客”在奥森公园入口处的大石头集合签到。到的早的游客已经在通过单筒望远镜观察福海水面上的雁鸭以及福海南草坪的喜鹊。签到完成后，按需领取公用的双筒望远镜。领取完毕后，由召集人介绍望远镜使用方法——这是观鸟最基本的技能，但也很有讲究，包括戴眼镜时对目镜的调节、屈光度的锁定、双筒瞳距的调整、如何对焦、如何快速对准目标等。这些技术细节在开始看鸟前首先交代，但首次参加活动的游客往往并不十分认真学习——他们等不及想要开始看鸟了。

导赏活动有规划好的一条路线，从公园入口处开始，沿S形路线到达公园深处，尽可能经过不同的生境导赏，及主要的开阔水域。整个队伍十余人，飞羽的导赏员三到五人，分散在队伍前后。导赏员边带领队伍，边要沿途寻找鸟类。

 

游客第一次观鸟时体验如何，很大程度上和不同的鸟有关。绿头鸭、小䴙䴘、鸳鸯这些常见的水鸟在开阔水域活动时易于观察且稳定（即不会很快飞走），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新人也能充分观察，最适合小朋友“写作文”。每次活动也都会架起单筒望远镜，让游客依次观察，同时导赏员也会讲解水鸟相关知识，如繁殖羽、雌雄差异、翼镜等。看水鸟是一项“固定活动”，保障了在鸟况不好（即天气等偶然因素导致观察到的鸟的种类和数量都很少）的情况下，观鸟活动也不会太无聊。

常见的林鸟如白头鹎、乌鸫、各种啄木鸟和椋鸟等也较容易观察。它们个头不小，有些还喜欢停留在树顶、地面等。林鸟等更需要游客自己端起双筒望远镜观察。在观察常见的水鸟和林鸟时，导赏员有机会手把手纠正游客对望远镜的使用。能够稳定地看到水鸟和林鸟意味着有机会观察到它们做出更为丰富的行为（如筑巢、求偶等），因此并不容易厌烦，反而更易培养游客对观鸟的兴趣。观察到鸟类的特定“行为”，即能够有意识地将鸟的小动作通过动物的生存逻辑进行尝试性的归因，是一种更科学化的观鸟，不仅仅停留在大众传媒上接触到的视觉美：“哇，太可爱了。”同时，这也引导游客从鸟作为“生命”的角度去欣赏：“啊，它好聪明”或者“原来它的喙长成这样是为了做这个”。

难度更大一些的是一些个头很小，又极其活泼，很少停住不动的小鸟，如各种柳莺和山雀。游客很少能够自己通过望远镜“看”到，更多时候是通过有经验的导赏员对鸣叫声音的试别和长焦相机的拍摄“知道”了有这么只鸟在那儿。

猛禽因为其出现次数极少，又因为需要通过剪影细节（即使有照片）判断，对已经“入坑”的“鸟友”来说也是难度最大的。这些更有挑战性的“萌”物和“猛”物不仅仅吸引新人在观鸟上更上一层楼，也是有一定经验的鸟友仍然喜欢抱团观鸟、坚持参加导赏活动的原因（但并不包括已对观鸟有较深研究的“大佬”）。

 

观鸟不仅仅是“看”，导赏员也会积极地教新人如何辨认，并传授知识。总有一两位导赏员随手拿着图鉴，将看到的鸟类翻出来供游客们对比查看，并讲解辨认细节。有时还会让游客根据图鉴自己辨认：“你觉得是这几种中的哪一种呢？”或者“这是乌鸫，不是乌鸦，你看图鉴，区别在哪里呢？”游客得以更系统理性地了解到“区别”在何处，并询问如何挑选图鉴。对于鸟类辨认、行为的介绍也常常引向更大的话题如鸟的分类、一年之内鸟的迁徙状况。

 

十一点左右，导赏已按设计好的路线完成。全员和导赏组织的会旗合照，然后进行总结。先由新人轮流说一种今天看到的鸟并简单描述（复述一些导赏员介绍的辨认要点和知识），再由资深的导赏员补充总结。一般团队能看到20种以上，新人能“看”得比较清楚的也在10种以上。然后分发一些周边，如图鉴或鸟类救助的折页、濒危物种的宣传明信片等。最后，导赏员会邀请一位游客写总结文章，完成后将配上收集到的照片推在飞羽的公众号上（写观察日记是对自然观察很有帮助的习惯，一些小朋友也需要写作文，因此很多游客也愿意写总结）。解散后，导赏员仍然会边观鸟边沿一条新的路线回到公园门口，此时部分游客会继续跟随。

花半天时间参加第一次完整的观鸟，新人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一些难度较低的“菜鸟”；尝试着把鸟作为“生命”去欣赏、理解它的行为；了解到有那么多更难观察到的鸟类在等待自己发现；体会到进阶的观鸟者有怎样的能力（为什么它们能够对鸟的存在如此敏感？同样是望远镜为什么它们用的那么溜？）。进阶的乐趣和进阶的技能呈现在新人面前。见识到“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入坑概率大大增加。

 

3.4 正式“入坑”：“买！”

第一次观鸟时，就能看到“老鸟友”的一身装备。双筒和单筒望远镜、长焦相机、图鉴、甚至专业的迷彩户外服装……真正“入坑”观鸟需要购置一定的装备。而购买装备这一消费行为也可以说是正式入坑的标志。

观鸟者推荐新人购买的专业双筒望远镜一般至少在500元以上，远超一般人“出门玩一趟”所能接受的成本。决定购买这样的双筒望远镜意味着花钱投资一项长期的爱好。除了部分并不准备重点培养孩子观鸟的家长会选择相对廉价的望远镜，所有新人购买的望远镜几乎都在500-1000元左右。

同时新人需要购买至少一本图鉴。北京最经典的本地图鉴“小绿书”《常见野鸟图鉴·北京地区》（自然之友野鸟会 2014）价格在50元左右。全国范围的图鉴价格在100元左右。外文图鉴价格在200元左右。

在小区、大学校园、门票便宜的城市公园等就可以开展观鸟。开始观鸟的投资是一次性的投资。有了双筒望远镜和图鉴就可以开始独自观鸟并有所收获。

林敬（2012）对北京观鸟人群的调查发现，经济收入与观鸟者望远镜质量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而对观鸟活动越热衷，使用的望远镜质量越好。入坑越深，买得越好。对设备的消费选择也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愿意花更多钱也愿意花更多时间在观鸟之中。

 

数码相机的发明和普及给近几十年的观鸟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观鸟”（birdwatching）原本强调的是“观”（watch），即观看，观察。Franklin（1999）将观鸟称作是“自然的对动物的凝视”（natural zoological gaze）的主要方式之一，即在自然的环境下对未被束缚的动物的观看，并获得乐趣。同时相机使得照片成为了“问鸟”的新门槛：对于还不会科学地描述肉眼所见鸟类特点的新人来说，更高效地“问鸟”也使得他们更加容易入门。经常在群聊和论坛共享照片进而促进互动，也使得个人作为观鸟圈的一部分。而无论新老鸟友，拿照片在网络上问鸟和分享也使得线下交流不再那么不可或缺，单打独斗地观鸟的障碍更少了。朱雀会（2019）的全国调查中，24%的鸟友称自己喜欢独自观鸟，是“独行侠”。

Franklin（1999）总结，1960年代以来，能够看到“对动物的凝视”（zoological gaze）向更去人类中心化、更富有同情、更生态主义的方向的转变。但我们不要忘记观鸟者始终是“收集者”（collectors）。“今天，这些收集者是用望远镜和笔记本收集目击记录的观鸟者，而不是用猎枪收集鸟类标本的博物馆鸟类学家。”Bargheer（2018）认为在观鸟这个游戏之中，鸟类最初的地位就是“收集品”（collectibles）。

相机使得我们能够拍到清晰的图像，又得益于互联网，能够轻松发给鸟友们交流。“大片”成为了新的“收集品”，为此需要升级价格以万元计的长焦相机，更频繁地出门，以获得最合适的“拍鸟”机会。更有形的收集品鼓励了鸟友们出门看鸟，但同时也可能带来需求的转移：沉醉于“数毛”的高清大片者可能会放弃对罕见鸟种的追寻而选择安逸地坐在公园湖边拍摄最常见的游禽和涉禽；也可能为了一张更清晰，在他们看来构图更“好”的照片而离得过近，甚至是诱拍、干扰育雏的鸟类等。持续更新的欲望，对差异的需求——对部分人来说肇始于消费——也正是本文主题“规范”最大的敌人之一。

但仍然可以说观鸟这个松散的小圈子在规范的建立上大体是成功的，因为“观鸟者”与被称作“老法师”的“拍鸟者”几乎是两个群体，缺少互动。观鸟者几乎没有变成拍鸟者的，后者更多是接触到鸟类作为摄影题材的老年业余摄影爱好者。在第六章的“鸟类资源的争夺”部分我们会再次看到他们。

 

3.5 “鸟友”：组织模式和称谓体系

国内的观鸟群体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小圈子”，正式组织的力量十分有限。仅25%的鸟会有2名或以上的专职人员（朱雀会 2019）。那么这样的小圈子内部如何互动与维持呢。

 

对于并非观鸟组织工作人员的普通鸟友，与观鸟圈其他鸟友的互动最主要的形式首先是线下观鸟活动。如前所述，各家观鸟组织的每周末观鸟活动并不只是对新人的指导，也是老鸟友社交、共同观鸟的机会。各家观鸟组织也会偶有组织十人上下的远途观鸟旅行，并收取相应费用，多为到新疆、青海等有许多特有种的地区，且有充足准备，包括目标种和相应路线规划。与之类似的是少数资深鸟友自立门户，作为“鸟导”组织的“博物观鸟”活动。

日常活动之外的自发活动也十分频繁。对于北京郊区如延庆、密云等地，需要租车或者自驾较远路途，且观鸟有一定难度，不适合作为日常活动展开，就使得鸟友们更愿意自己抱团出行，凑满一辆车的座位。而一些罕见种在市区的现身也使得大家更自发地集中进行观鸟。在第五章中“运动式观鸟”将会进一步讨论。

除了本地观鸟、观鸟旅游这些观鸟活动，观鸟比赛也越来越普遍。在北京，中小学生和大学生都有观鸟比赛。中小学生的观鸟比赛更是分为区级和市级，前者作为后者的资格赛。而北京之外，许多观鸟资源丰富的地方也在积极举办全国甚至国际观鸟赛事（或称“观鸟节”），如洞庭湖国际观鸟节，京山观鸟节，大连（旅顺）国际观鸟大赛等。小型地区级赛事有时伴有培训环节，同时起到了推广观鸟的作用，而大型观鸟比赛则是政府和观鸟组织共同展开，意义不止观鸟，也作为城市形象打造、环境议题宣传的盛事。这些观鸟比赛也都会设专门的交流环节，邀请各地方鸟会和高校社团等分享运营情况和观鸟实践和推广的经验。特别地，许多两岸间的观鸟交流就是由两岸举办的鸟赛推动的。

 

我们可以看到小圈子的组织模式是日常活动和自发活动互补，大小赛事作为深度参与的机会。且由于观鸟在国内更多是休闲而非竞技（除了个人参与的鸟种排名、观鸟大年等，小圈子的专业性和容量难以孕育出竞技属性），观鸟比赛并没有形成权威头部赛事，国内观鸟也离职业化尚有距离。所有这些活动，观鸟者都可以自由选择参与与否，没有强制性。而即使暂时不参加观鸟活动，在线上的群聊、朋友圈和公众号不停发生的交流也会积极地把观鸟者“拉过来”。

 

“我都很纳闷，这些小群都是怎么来的……有的时候那个群好像是那样，比如说他们有几个人去哪哪哪观鸟，需要做一些行程或者预习。这就有那么五六个人，弄一小群。弄一小群等于这活动结束了大家觉得诶，挺好，接着一块玩呗。北京也好，哪也好，各个自己所在的地方，以后咱还能接着约。这群就保留下来了，有的时候我说我再拉我一个朋友进来能一块玩，这群不就形成了嘛……我自己进一些群也是这样，一开始没在群里，后来就问这群一开始是怎么回事，说也是某某某年某月大家商量着去哪哪哪，说就拉了一小群，回来就人就多起来了。但是这种群人肯定不会无限制地多，二三十人了不起了”（访谈C2）

活动的意义不仅限于线下。在论坛和门户网站式微的当下，各种活动所建立的群聊成为了大家进一步社交的营地。而这些群聊也体现出总数量多，每个群的人数少，每人所在群聊数量多的特点。这些小群和观鸟组织的正式大群共同组成了观鸟者的社交网络。

 

如本节标题“鸟友”所示，观鸟圈形成了一定的称谓体系：他们自称为“鸟友”、“鸟人”，召开活动时称“各位鸟友”，相互间称“老师”，对更有经验的“鸟友”称“X大佬”、“X大师”……而一些鸟友还会取“自然名”，即以自然界事物作为自己的网名，尤其是鸟类的名字。这些称谓塑造了群体的认同感，但可能也弱化了对规范的监督：易于掌握的称谓体系使得观鸟圈“一团和气”，很少会再通过对他人观鸟行为的审视来进行群体的界定。

 

第4章 观鸟作为知识技能的获取

观鸟不等于简单地看鸟，它需要观鸟者学会寻找、观察和辨识。观鸟作为知识技能的获取，意味着要熟悉各种鸟类。

 

具体而言，观鸟作为知识技能，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分类和分布信息：

a. 了解鸟类的分类学信息，并据此辨识鸟种

b. 了解鸟类的分布和居留型信息，并辅助辨识鸟种

特定种信息：

c. 了解鸟类的形态特征，并据此辨识鸟种

d. 了解鸟类的行为特征，并据此辨识鸟种和其行为

e. 了解鸟类的叫声和鸣声，并据此辨识鸟种和其行为

f. 了解鸟类不同生命时期差异，并据此辨识鸟种和其生命时期

方法和经验：

g. 能熟练运用图鉴、网络等工具获取上述信息并甄别

h. 在上述信息基础上，了解近似种的辨识要点

i. 能科学地辨识鸟种，对因自然差异、观察条件差异等因素带来的影响保持敏感

j. 综合运用上述信息，更高效地“找鸟”，更好地观察

 

鸟类的分类和分布信息（a., b.）十分庞杂。世界上有10000多种鸟，中国有记录的1400余种，北京有纪录的400余种。它们还可能有不同居留类型，在不同季节造访不同城市。观鸟者只能从本地鸟类开始认起。在北京等社群氛围成熟的地方，从当地常见鸟类开始认起并非难事，但出远门观鸟时这又成为新问题。

更棘手的时，对于进阶一点的观鸟者，会接触到许多分类学上有争议，有调整的鸟种。不同机构发布的鸟类名录（即规定某种鸟的名字，包括哪些亚种等）都有所不同。随者鸟类学家不断开展科学研究，鸟的种与亚种又经常分分合合……这更需要与社群的交流，才能梳理清楚分类体系，了解最新的分类改动。对分类形成共识也使得有效交流成为可能。

观鸟时，每一种鸟的具体信息（c. - f.）也不仅仅限于“长什么样”。许多鸟难觅其踪，需要靠声音辨别。有时则又是一闪而过，需要靠剪影判断……同一种鸟又可能有许多种亚种，在不同地区其外形、叫声等可能又体现出一定差异。如今观鸟图鉴越来越考虑到实际观鸟时究竟能获取怎样的信息，但文字和图片的说服力终究有限，在线音源又无法涵盖所有鸟类的地域差异和个体差异（尤其对观鸟历史尚短、圈子尚小的国内来说，相当缺少高质量的资料）。观鸟者需要自己积累经验，即总结“什么鸟怎么认”。这也是观鸟社群最常讨论的问题。

如此之多的细节使得观鸟如此迷人，值得钻研，但也意味着再精心编纂的图鉴也难以满足某一城市一位新入门的观鸟者自学的需求。即使是资历相当老的观鸟者，也无法满足于纸质权威的帮助，需要和其他鸟友交流来定种。只有与社群不停交流，才能积累方法和经验（g. - j.）。

 

以上讨论并不是为了强调知识技能之“难”，而是为了说明，观鸟作为一种博物学活动，其知识技能之冗杂，使得观鸟者需要自己挑选出其中重要的那一部分“散装”的知识。仅仅实践是不够的，必须通过与社群互动交流来进行“有监督的学习”。单打独斗者无法知道“到底认对了吗”。一个“萌新”（刚入门的观鸟者）所参与的线上互动，最主要的形式便是“问鸟”，即通过与他人或者在群聊中分享鸟的照片、音频或描述来请他人帮助“定种”（即辨识是哪一种鸟）。尽管近几年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手绘和照片图鉴，许多初学者只有通过交流才会形成对很多小细节的敏感，更好地辨识近似种（h.）。而所有人在拍到满意的照片或者遇到罕见的鸟时也会在群里分享，之后我们会看到它如何影响规范的建立。

而对于“老鸟”，也需要与社群互动来了解最新的鸟类科学进展和分类学变化。以及通过交流来获得下一章将讨论的“信息”。

 

第5章 观鸟作为信息的传递

理解了观鸟者对于收集的狂热就不难理解信息为何如此重要。

如前所述，如今的观鸟者收集的首先是目击记录。每次观鸟记下所有看见或听见的鸟类形成“鸟种清单”（checklist），其中的罕见鸟种被称作“高光”（highlights）。每个观鸟者所记录到的所有鸟种之总和被称作“生涯列表”（life list），这个数字是观鸟者收集的最直观的指标，就像语言学习者的“词汇量”一样。在中国观鸟记录平台、eBird等网站上均可提交“鸟种清单”，自动生成“生涯列表”。在eBird网站“我的eBird”页面，第一行便是“您的生涯列表：xxx鸟种”。记录到一只第一次见到的鸟类，就是“加新”了，英文称这种生涯第一次见到的鸟为“来福”（lifer）。更进一步而言，观鸟者还可以有自己的“年度列表”、“地区列表”、“鸟点列表”等……各个列表也会各自“加新”。一些职业观鸟人甚至会进行“观鸟大年”，即在1月1号开始的一个自然年内，在一个范围（一个国家或全球），尽量记录到更多鸟类作为一种比赛。

为了让自己的收集更大更全，“生涯列表”更长，有两种办法。一是出远门甚至出国观鸟，二是寻找本地的罕见鸟种。它们分别需要“鸟情”和“鸟讯”这两种信息。这些信息具有一定时效性，因此有必要和知识技能分开看待。

 

5.1 鸟情

鸟情指的是某一地区的鸟类分布情况，这个地区的范围可能是一个国家，也可能具体到一个自然公园。鸟友通过自己持续地观鸟和与本地社群的互动建立起对本地鸟情的了解，当他需要出远门时，对当地鸟情做好预习才能更高效地“加新”。

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出国观鸟流行起来，同时催生了一些观鸟度假公司，它们的导游是职业观鸟人：对当地鸟情有丰富经验的“鸟导”（莫斯 2018）。随着观鸟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更多的鸟导是当地人而非来自派出观鸟团的国家。如今国内也有许多以“博物”、“自然”等词语命名自己业务的个人鸟导，在国内活动。他们许多是从非常资深的鸟友转化而来——做职业鸟导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并可以使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到观鸟之中。

尽管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各个语言版本的地区图鉴，它们仍然难以囊括具体、并有一定时效性的鸟情。对于一些罕见鸟种，只有有经验的鸟导知道在哪个鸟点、甚至是哪几棵树更容易找到它们。再有经验的鸟友，往往第一次出国观鸟，也会选择鸟导。

以鸟导为代表，不同地区不同鸟情使得跨地区交流更有意义。它们有时是通过国际观鸟节和观鸟赛组织起来，最后在“鸟友”一节提到的大小群里留存下来。

 

5.2 鸟讯

鸟讯是更有时效性的信息。它是某一地区的“鸟类新闻”。观鸟者的兴趣不至于“见到”某一种鸟。对于地区常见的鸟类，观鸟者会注意它们什么时候开始求偶、繁殖、羽色产生变化等。对于迁徙的鸟类，会注意它们什么时候出现、消失。这些都是鸟讯。

鸟讯中最重要的则是罕见鸟种的情报。

鸟类是否罕见是相对于某一片地区而言的，如西欧国家的“路边鸟”欧亚鸲，出现在北京时却是轰动全城的“明星鸟”。即使是已经在欧洲仔细观察过它的鸟友也愿意在北京再好好看看，获得另外一种体验，并将之添加到自己的“地区列表”。当一种罕见鸟种被添加到“生涯列表”后，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兴趣消失了。

而其中一些罕见鸟种的绝对数量都十分稀少，甚至属于保护动物（如青头潜鸭），或是在大部分人的生活环境中很少出现（如主要分布于海滨和岛屿的军舰鸟科，很少在内地出现）。这些珍稀鸟类更加是“明星鸟”。

对珍稀鸟类痴迷，花费大量空闲时间长途跋涉去看的观鸟人，被称作“推车儿”（twitcher）。当明星鸟因天气、迷路等偶然因素造访推车儿所在的城市，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推”的机会。因此这些由鸟友们偶然发现的鸟讯也对他们格外重要。

 

鸟讯如何传播呢？“1954年以前，发现珍稀鸟类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去寻找。”（Alexander 1974）随者推车儿越来越多，珍惜鸟类的信息传递系统也通过电话等渠道逐步建立起来。莫斯（2018）认为，随着小道消息通过电话传播，人与人的联系在每次推鸟活动中形成和巩固，他们的团队意识很强。

在英国，观鸟热线、网站和更直接服务于推鸟者的杂志等即时的、广泛的信息传播途径逐渐积累了很大影响力之后，也为过去更像自娱自乐的推鸟活动带来了新的形态。1989年，来自北美的迷鸟金翅虫森莺首次出现在英国某地，一个周末即吸引了3000余名观鸟者前往（莫斯 2018）。我称之为“运动式”观鸟。

 

将国内和观鸟历史悠久的英国相比较，我们在信息时代走过二十余年的观鸟发展，已经培养了大量推车。观鸟群体越来越庞大，机动车保有量和公共交通的便利性也使得大多数鸟友都能参与一下推鸟。推鸟者不再整个是一个“团队”，网络社群使得观鸟者的群体参与更多元，观鸟者也可以更自由地规划自己的观鸟。推鸟群体包括了复杂的人员组成，而我们的鸟类资源并不因此而更加丰富。

同时，我们也跳过了成熟的信息传播途径逐步建立的过程。尽管在最主流的鸟类记录提交平台eBird可以订阅他人提交的稀有鸟种，但由于语言的障碍和个人习惯，在各平台上传自己观鸟记录的仅有32%的鸟友（朱雀会 2019）。

鸟讯更多是通过微信群传播的。观鸟经验更丰富的“大佬”，往往也花更多时间，在更硬核的地方观鸟，更容易发现高光鸟种。大佬们大多愿意将鸟讯分享到聊得来的小群当中，而不会选择人员复杂的大群，不希望不文明的观鸟拍鸟者也获得定位消息。

但每一个观鸟者都可能在下一个群接力这一信息，尤其是将小群的信息转发到自己认同感高的观鸟组织群中。林敬（2012）发现，许多鸟友都同时参加了多个观鸟组织。这意味着不同观鸟组织的各类群聊中存在着大量连带，一旦鸟讯传到一个大群，就很可能使整个观鸟圈获取该消息。

 

第6章 观鸟作为规范的建立

6.1 什么是规范

观鸟首先是一种消遣。由于鸟类资源是有限的，观鸟行为需要受到规范的约束。

鸟类保护运动终结了肆意采集标本和鸟蛋的时代。今天在国内，鸟类被划分到不同保护等级。作为野生动物的一部分，鸟类的盗猎和非法交易被严厉打击。同时规定了少数几种已实现人工繁殖的鸟类可由个人饲养，各地也对一些大型鸟市进行了整治。但对非法养鸟政府基本处于放任状态，在公园里，“溜”画眉和大山雀的老年人仍然比比皆是。

相比之下，仅仅是观鸟，几乎不受到法律和行政的约束。可以这样说，在城市公园或者郊野见到鸟类，只要不捕杀，不掏鸟窝，法律对其他行为没有任何规范；而观鸟者只是其中一部分自愿形成了“文明观鸟”规范的人。“文明”一词也暗示了规范背后蕴含着相应的文化目标：对鸟类的爱护。其余的人可能是路人，也可能是拍鸟者。

 

这些规范首先是对观鸟行为的基本约束，不去对鸟类资源产生破坏。它包括最容易理解的一部分：不要去伤害鸟类；以及由之衍生而来的具体知识：不传播繁殖期鸟类的具体位置，不用食物引诱鸟类等等。

其次，我认为这些“准则”背后的原因，这些知识，也属于规范的一部分。用零食喂食野鸭的游客，并非想要伤害他们，而是不了解人类食物可能对野生鸟类带来的伤害。这些知识包括物种、种群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知识。例如在对鸟类繁殖行为的了解上，一些人认为声诱不在繁殖期的鸟类是危害不大的。

并非所有规范都得到公认，“文明观鸟”存在许多模糊的细节，如上文提到的特定情况下是否可以声诱，和鸟类多近算太近，多少程度的伪装是可以接受的等问题。2019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召开了全国春季候鸟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林草主管部门强化观鸟源头保护，包括“规范对各类观鸟活动的管理，引导公众树立文明观鸟、拍鸟理念”。但这些“理念”并无详尽的条文内容，或者说只包括了最无可争议的部分。很多行为是否合适，需要观鸟者自己定义，根据自己的鸟类知识做出判断。

 

在具体讨论观鸟规范的几种形成过程之前，不妨以社会规范作为参照进行讨论。前者显然不如后者这一概念在社会理论中那么重要且复杂，但我们可以参考学者们如何解释它们的形成。

Coleman（1990）认为规范的形成包括两个条件，一是对有效规范的需求，二是这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规范涉及的行动——“焦点行动”有时同时影响行动者和其他人的利益。因此有时，通过规范对行动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赏罚，建立一定利益结构。在同质性群体中，这样的规范具有充分的社会效益。这是对有效规范的需求。

对有效规范的需求如何满足呢？受行动影响者可能与行动者建立一定补偿和惩罚关系，这种封闭的社会网络支持了规范的形成。无论是鼓励还是惩戒，尽管个人和众人都能实行，众人共同实行时影响更大，效果随交流、传播频率增加。

Elster（2009）讨论了社会规范和其他行动动机的关系。他认为规范最终是由人们的责备和羞耻所建立起来的。行动者有时为了获得更多物质利益而选择违背规范并承受他人的责备，他为此做出的辩解则容易被当作空谈对待。

 

6.2 规范建立的常规过程：作为知识技能获取的规范

在第四章提到，观鸟的知识技能包括如何更高效地找鸟，更好地观察（j.）。更好地观察意味着学会与鸟更好地共存，一些观鸟的规范也是观鸟技巧的一部分。在一些图鉴中，观鸟的技巧和规范是混杂在一起介绍的（尹琏等 2017）。为了使自己更好地看鸟，新人也会主动学习这些规范。

林敬（2012）从传播学角度分析，观鸟活动中，受众不仅仅获取鸟类知识，也收获了许多植物、地理、气候等相关知识。观鸟是一项博物学活动，鸟友自发的交谈始于观鸟，也包含了环境、生态知识。如此，新人在学习观鸟知识的时候，也在获取一个从自然界出发的环保主义认知框架，即观鸟规范背后的原因。

任何一项专业中，像学习知识技能一样学习规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不同图鉴、其他鸟友对规范有自己的具体规定，新人又如何在不一致的地方做出抉择？规范有争议的部分主要是一些具体行为是否合适，新人在有足够多观鸟的经历之前，自己对这些部分的主张也可能是模糊的。或者说，对于这一部分规范，并没有实际的体会。

 

6.3 规范建立的非常规过程：冲突

2018年10月，一只黑喉潜鸟在迁徙过程中偶然来到北京。某日，我的访谈对象A1在颐和园昆明湖发现了它，并将消息分享到小群中。由于黑喉潜鸟离岸较远，由A1提议，在湖岸观察的其中几位鸟友（除A1外均为北京飞羽成员，包括我的访谈对象C1）一起租船靠近该鸟，直至距离在40米左右。停船一定时间后，黑喉潜鸟不断下潜浮起（它的正常行为），有时出现在离船较近，甚至只有几米的地方。C1称，“这个过程中感觉它其实是无视我们的”。

观察结束后，有另外几位鸟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不良影响，使不知情的鸟友看到湖里有人在近距离拍鸟，从而效仿甚至做出更过分的事情，最终伤害到鸟类。现场双方有些情绪激动，也产生了一些语言摩擦。之后许多鸟友也私下和几位当事人交流了个人意见，有人觉得无可厚非，也有人觉得过分。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几位当事人认为自己这次的行为没有对鸟产生直接影响，但确实有欠考虑，有不妥之处。

当天晚上，C1在北京飞羽群中发表了1400字的情况说明并道歉，他说：

“……我们平时站在宣扬科学观鸟的立场上，也批判过诸如其他人开船追鸊鷉的行为，虽然我们心里知道自己这次行为对鸟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在其他人看起来很容易误解，非常容易造成不良影响。

“……客观来说，我们这次的行为的对错与否，对鸟类的影响大小，都很难界定。各位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道德观给出自己的判断。这里引用一下某位鸟友的观点：安全距离的界线，文明观鸟的规范都非常非常模糊，所以我觉得问题不是在于离它多近什么的。而你在观鸟时心里想着要保持距离保护它，和压根没有想着保护它，是天壤之别。所以尊重的态度是关键。如果态度是正确的，那具体的行为怎么减少影响就学嘛。另外，传播甚至炫耀绝对是不好的。如果可以把文明观鸟的规范通过科学研究搞出来，也是很好的。我觉得国外的规范就会更科学具体。

“这件事情，以及后来引发的讨论，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教训。观鸟的时候应该谨慎的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给鸟类，给身边其他人可能带来的影响。一切行为都要以鸟类的安全与自由为第一出发点。希望各位也都能从中获得一些体会，并且实践于自己的观鸟活动中。

“最后祝愿这只黑喉潜鸟能安稳的在颐和园补充能量，安全踏上南迁的旅途。”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没有游客的野外，可能只是稀松平常的小事。明星鸟讯带来的“运动式”观鸟，带来了线上和线下的冲突。而以上这一事例中，当事人并没有做出追逐、惊扰鸟类的行为，只是离得太近，也足以引起热烈的讨论。

讨论中提出的会“造成不良影响”的意见，我认为也可以归类到规范的“知识”部分，它要求行动者了解并思考不仅仅是观鸟过程中自己与鸟的互动，更是在特定情况下，个人的行为可能如何影响到他人。

参考前述社会规范理论（Coleman 1990），一个同质性团体内有封闭的社会网络时规范更容易形成。观鸟群体符合这样的描述，但焦点行为并不一定直接影响其他成员。环保意识使得鸟友把鸟类的福祉也当做是自己的利益，但又无法直接为之代言；无法严格论证具体行为对鸟类到底有没有、有多少危害；从而缺少通过执行惩罚来建立统一规范的合法性。

但应当说这样的线下和线上的冲突引发了鸟友群体的思考和反思。新人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接受各方的言论，作出自己判断，也可能积极参与讨论，从而建立自己的规范。

 

在访谈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规范不仅仅是模糊的，甚至可以用空白来形容。如是否可以用声诱；是否可以在夜晚用手电筒扫树找鸟……它们都是如何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找”到鸟的方法，而不是在已经找到鸟的时候创造更好的“观察和拍摄”条件。这意味着这些方法常常是观鸟者单人或三五人一起行动时使用的，而非处于公共领域的监督之下。此时对规范的破坏可能并不引向对他人观鸟的影响，则规范就更加难以形成。这一部分寻找鸟类的行为所需要的规范，应当更依赖于与观鸟知识同步的普及。

 

6.4 规范建立的障碍：鸟类资源的争夺

如果关注所有野外鸟类的福祉，考虑整个有限的鸟类资源，行动者将不局限于观鸟群体。科学研究者和盗猎者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与观鸟者争夺鸟类资源的是拍鸟者：他们以照片为第一目标，追求的“加新”是拍照而不是目击，平时说的是“拍鸟”、“打鸟”而不是“观鸟”，但有时也称自己为“鸟友”。两个群体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目标。

观鸟者对鸟类的敏感程度远优于拍鸟者，他们也更积极在城市和荒野移动观鸟。当观鸟者发现的“明星鸟”鸟讯传播到拍鸟圈中，就引来了两者对鸟类资源的争夺。最近著名的例子是2019年12月初，在国内难得一见的赤翡翠可能出于在迁徙中掉队，出现在浙江宁波市中心的公园内。它迅速吸引了当地乃至全国的观鸟拍鸟者前去观看拍摄，同一时间有数十人余人架起长枪短跑围观之。该翡翠本身已状态欠佳，才会始终离人较近，无力躲避，加上诱拍者不停投喂金鱼、惊扰之，肯定对它的状态进一步造成了影响。许多鸟友在网络上对拍鸟群体提出了批评。一篇报道提出，在发现该鸟的时候，只告诉小部分人，情况可能会好很多。尽管已很难还原当时该鸟讯的传播过程，但限制鸟类信息传播仍然存在许多阻碍，比如之前提到的匿名性，各个群聊甚至是个人朋友圈复杂的人员构成……鸟讯得以传播是因为许多鸟友没有文明观鸟的规范意识，而传播本身加大了这一问题对鸟类的影响。

“一些稀少或者敏感鸟类……有些鸟友就大大咧咧的，比较没所谓，几百人的微信群，甚至公众号、每篇文字，都把具体点写进去……很难保证不会被没有素质的人看见，就算看见的都是有操守的鸟友，人一旦多起来也难免不会受到影响。”（访谈C1）

 

Merton（1968）指出，社会中不同亚群体的规范之间的冲突经常导致人们更严格地遵守各自的亚群体中主导的规范。赤翡翠带来的拍鸟者和观鸟者的冲突可能并不像上一节中黑喉潜鸟的冲突一样给一个群体内部带来的主要是正功能。我更愿意称之为争夺而不是冲突——争夺双方不愿“鸡同鸭讲”，常常对对方保持沉默。

 

明星鸟类是珍稀资源。对于资源的争夺，特别是在离得最近的地方将之转化为“数毛”大片，是拍鸟者的追求。本文限于客观条件，无法深入这一群体内部。

仅靠他人的责备和拒绝可能很难使规范抗衡对鸟类资源的渴望，杜绝乘船看黑喉潜鸟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观鸟会每周的城市绿岛观鸟活动的大群群规中写道：“城市绿岛一贯秉承‘科学观鸟，尊重自然’的态度，请在观鸟和拍鸟时，对鸟类及各种野生动物给予必要的尊重。摒弃强拍和诱拍陋习。为了更好的保护鸟类，绿岛群不得发送诱拍和棚拍图片，在鸟类繁殖期请不要发送繁殖及育雏图片。”线上的“群规”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但又常常代替了真正的群体规范来执行规训。“不发送诱拍和棚拍图片”这一要求更像是一种对群体的界定，如果你做了这件事，也请不要在这个群（乃至整个观鸟群体）中交流。群聊中也确实很少出现诱拍、棚拍的图片，偶尔出现也是因为传播者没有识别出。

观鸟者和拍鸟者没有形成一个封闭的群体，也就很难形成统一的规范。而观鸟者内部单打独斗者，也同样无法被群体所规范。

 

为了保护鸟类和建立规范，从源头——鸟类资源上做或许是个办法。像保护鸟类栖息地一样由森林公园一方制订严格规则并在入园时加强宣传，由管理人员进行监督，并通过管理和媒体建立奖惩机制。鸟友无论“成分”，无论是否有环保意识，到一个地方就必须遵守当地的规范，长此以往，像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诱拍红嘴蓝鹊、天坛公园内踹树惊扰猫头鹰的现象肯定会减少。这样具体操作的合法性，以及如何从森林公园和保护区将观鸟规范推广到整片土地上，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公园能做的另一件事是创造一个合乎规范的环境，如建立有一定伪装的观鸟亭，观鸟点，并以此为据点监管、推广观鸟规范。但这只能作为额外的辅助手段。

 

考察地方政府对鸟类资源的利用，除了观鸟比赛之外，还包括以鸟塘为主的观鸟旅行开发。鸟塘即是通过植被和喂食招引鸟类，让观鸟拍鸟者在隐蔽处观察、拍摄，并按机位收取费用，且由政府、观鸟组织和自然保护区指导建设。在特有种丰富的云南、广西等地存在着不少鸟塘。政府的初衷是以更少破坏自然的方式带动当地经济，“在生态保护中致富”。尽管有些人认为鸟塘仍然对野鸟有一定伤害，它为当地人提供了围垦砍伐外的第二个营生选项。并且由政府和专业机构牵头的鸟塘与拍鸟者的另一个选项“棚拍”（在巨大铁丝网内放飞黑市购买的野生鸟类供拍摄，因触犯《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北京已难觅踪迹）相比，在生态保护上已是很大进步。但因其涉及“招鸟”，仍不具有全国推广的合法性。

 

6.5 规范的向外传递

许多文献将观鸟者这个小圈子看作是一股社会力量。

Bargheer（2018）研究了英国和德国鸟类保护以及观鸟在其中的作用。在英国，具有博物学根源的大众观鸟者和职业鸟类学家都注重“收集”，因而同样关注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并因此通过观鸟组织和鸟类保护组织建立起联系。于是，英国的鸟类保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观鸟活动。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也积极通过把人们变成观鸟者来招募新成员。而在德国，鸟类更多被认为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鸟类保护的根源来自于其经济效益。德国鸟类保护联盟（Deutsche Bund für Vogelschutz）通过更名为德国自然保护联盟（Naturschutzbund Deutschland）来试图扩大其影响力，但效果并不如英国的“观鸟”策略。

Keck（2015）认为台湾和香港的观鸟组织利用某些濒危鸟种（如黑脸琵鹭）的保护来培养公众对该物种的兴趣和对造成该物种濒危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尽管后者有时是被刻意夸大的。

Walther（2018）认为在中国，观鸟使人们对环境恶化有了更多关注，并对政府对治理环境问题和保护物种的力度感到不满意。国内观鸟组织的环保诉求使得它们和其他环保NGO一样应当被视作一股政治力量，它们的活动也同样受到行政和法律限制。但观鸟组织的性质还是主要非政治性的，观鸟者也认为公开直接与政府的治理唱反调是徒劳、不被允许的，因此更愿意关注于教育和现行环保政策的有效实行。

在国内，观鸟者积极协助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组织的鸟类科研活动。在观鸟者的努力下，2008年到2010年，每年超过10万人在实地接受了环境保护教育（Ma et al. 2013）。

各地鸟会也自发组织了“全国沿海水鸟同步调查”、各地的“猛禽迁徙调查”、濒危物种的保护研究（如浙江野鸟会的“中华凤头燕鸥”项目）等调查和保护活动（梁文瑛，2017）。70%以上的观鸟组织曾向当地政府部门提交过与鸟类保护相关的建议（程翊欣等，2013）。

 

尽管本文的关注点不在于观鸟组织和它们对环境保护做出的直接和间接贡献，我认为这些贡献都得益于观鸟规范的构建。尽管观鸟组织大多松散，但其在一些生态问题上享有同一份规范。这份规范使得组织目标成为可能，环保相关活动得以展开。我认为这是这些观鸟组织，以及共享这同一个愿景的鸟类保护组织将内部的规范向外传递的过程。

 

向外传递的过程也发生在组织和个人展开的科普活动中。

“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的朋友就会（在微博上）@我一些（日本）家养猫头鹰的视频……然后下面就有好多人说‘哇，好可爱啊’。然后我就说长长的话，想告诉他们，就是这样其实对野生种群的伤害很大……希望被人赞到前面……还有人看到我的评论后会（在评论区）主动来问我为什么，然后我再会详细地跟他说一些……还有一些人就会很直白地说，‘我也想养猫头鹰’。我就会去跟他讲，大概就是那些话，然后再加一条法律‘威胁’：在中国这样是不可以的。”（访谈B1）

在微博、朋友圈、贴吧等社区将生态环保意识传递给网友时，我们的研究也不局限于观鸟这一“小圈子”了。我们看到，同一份野生动物资源，其面前存在着文化目标相当不同的小圈子，相互之间却可能连接甚少。科普动物和生态知识的同时，也在推广规范和它代表的文化目标。

 

最后，“小圈子”向外输出规范的过程，同时是对其本身的建设。观鸟组织的环志、鸟类调查等比平时活动更具有生态价值，阅读许多鸟友的日记，不难感受到这些活动所带来的“神圣化”体验。许多鸟友爱写的科普文章，也帮助国内观鸟圈逐步走向专业化。从最开始对美的欣赏、对技术和知识的追求、最终到成为环保行动的一份子，观鸟“小圈子”一直在得益于规范的建立和发挥作用。

我们看到，在濒危物种保护和调查等观鸟衍生的环保行动，观鸟组织显示出不亚于专门组织的专业性和动员力量。这样的力量或许也应当作用于观鸟群体自身的规范建设。“任鸟飞”等跨地域活动也可以同样包括观鸟规范的推广。线下科普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爱鸟周也可以不仅限于向路人介绍动物保护，也应该对观鸟者自我进行“运动式”的监督，创造更多的公开“奖惩”的机会。

 

结语

如果回溯观鸟历史悠久的欧美地区，会发现对鸟类的保护观念经过一两个世纪才普遍深入人心。几乎整个十九世纪，英美的观鸟者和鸟类保护者都在与鸟类羽毛和鸟卵采集者作斗争（莫斯 2018）。21世纪的中国，这些情况也时有出现，违法养鸟和盗猎依然屡禁不止。而前文叙述下的观鸟者似乎并不直面这些危机——观鸟的小圈子对他们而言是个安全地带。碰到诱拍的老大爷，大多数时候都转身走开，而公园里的养鸟大爷则更是交流甚少。“文明观鸟”不只是观鸟科学化的一块基石。这个小圈子真正对它们的目标——鸟类保护做出贡献的最终途径，借力于规范的深入人心和向外传递。许多访谈对象都认为，我们的社会和生态环境可以从观鸟中获益更多。

如今，观鸟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越来越多中小学开展了观鸟课程，城市开展了鸟赛，资深鸟友选择成为职业鸟导……中国观鸟爱好者和观鸟组织本底调查报告（朱雀会 2019）将中国观鸟的现状概括为“小众游戏，大众话题；个人爱好，公民科学；民间力量，推动政府”。随着这个小众群体越来越大众化，我们应当勇于去直面观鸟人和拍鸟人的矛盾，勇于去发挥正式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力量加强群体的规范，勇于借鉴各地尤其是国外的优秀经验，更主动地意识到规范对于这项活动的珍贵。最终观鸟者群体才能更好地从中收益，并更好地发挥其“大众话题”、“公民科学”、“推动政府”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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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ter, Jon. 2009. “Norm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Peter Hedström and Peter Bear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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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瑛．2017．《守望飞羽：中国观鸟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

林敬．2012．《北京观鸟会活动科学传播研究》．河北：河北大学

莫斯，斯蒂芬．2018[2004]．《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刘天天、王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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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野鸟会. 2014. 《常见野鸟图鉴·北京地区》.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致谢

感谢我的导师杜月老师在学术上对我的启发，使我对社会学和社会始终怀着学徒般的热忱情感。也感谢杜老师鼓励我以观鸟作为论文题目，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自己的小圈子，将自己过于熟悉的一件事抽丝剥茧找到脉络。尽管疫情导致论文仍有很多遗憾，我从写作过程中受益良多。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朱嘉寅同学在学术上给予我的帮助。

感谢清华大学动物协会黄瀚晨、赵翔宇和张钧铎学长在观鸟上给予我的指导，我总希望能做得像你们一样好。

感谢北京飞羽、中国观鸟会、浙江野鸟会的老师们和所有曾经一起观鸟的鸟友。很高兴和你们共享这样一种健康、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你们不仅与我分享了许多鸟类知识和讯息，更和这些鸟儿一起构成了我最自由的田野。

2020年6月11日